又丧又猛的贵州,凭什么成为去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明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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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思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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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有一个必须要说的电影现象,已经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,刚好毕赣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正在讨论期,前些日子《四个春天》也上映了,正是聊聊这个话题的时候——


那就是,2018年,是贵州电影和贵州电影人大爆发的一年。


贵州人拍贵州故事的,就有毕赣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陆庆屹《四个春天》,饶晓志《无名之辈》,罗汉兴的《合群路》,和鲁坚《麦子的盖头》。


甚至连我们之前评过的年度演员章宇、曾美慧孜,也都是贵州人。


又丧又猛的贵州,凭什么成为去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明星?


如此密集地带有地域性的导演、电影作品、演员都集中在这一年,基本是史无前例。我们甚至可以说,中国的地域电影,因为这些贵州电影和贵州电影人,已经进入了2.0时代。


所谓地域电影,指的是在电影里集中表现某个地域上发生的故事,但绝不仅仅把它作为简单的背景,而是能让你感觉到这个地域的强烈特色。在这些特色里,语言是唯一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出来的不同,所以说方言,一般会成为地域电影最外化、最好识别的一层标志。


最好的的代表就是重庆电影,而直接把重庆电影提升到一个独立的新地位的,当然是《疯狂的石头》。


又丧又猛的贵州,凭什么成为去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明星?

《疯狂的石头》


之所以会说今年贵州电影让地域电影进入了2.0时代,还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,回头去看1.0时代的地域电影,你会发现它们大多数都聚焦于一些网红城市,比如《疯狂的石头》《火锅英雄》所指的重庆,又或者是《烈日灼心》《疯狂的赛车》《嘉年华》安置的厦门。


它们通过一些故事,慢慢地建立起了我们对一座城市的印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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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域电影2.0时代的影片,是把目光对准了更广阔的一片区域,这片地域的分界线没有城市那么明显,但却有着清晰的文化共性。比如经常以西北地区为背景的一些影片,如《无人区》《未择之路》等,又或者是以北方地区为背景的《轻松+愉快》《老兽》。它们差不多算是地域电影2.0时代的一个前奏,今年集中井喷出现的贵州电影,才算是真正迈出了质变的这一步。


要说今年的贵州电影里受关注度最高的,自然是《无名之辈》,不过可能不少人在看的时候,都没注意到它到底是重庆、四川还是贵州。


这一方面是种下意识的地域合并,就好像东北三省、云贵川一家,约等于江浙沪包邮一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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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另一个层面的原因,很可能是因为《疯狂的石头》中描绘的重庆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,后来又有《火锅英雄》这样类似气质的影片作为续接,所以基本影片中的人一说西南官话,大家就很容易把它往重庆这边靠。


所以我们在谈论贵州电影的时候,当然就绕不过去重庆电影这个前辈了。


虽然反复说到《疯狂的石头》,但其实它只代表了现在的重庆电影中的一类,它和《火锅英雄》共同构成了重庆故事里黑色犯罪喜剧这一脉,更加注重展现重庆人的草莽气和江湖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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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类则像是《周渔的火车》《三峡好人》《日照重庆》,它们是更靠近艺术电影坐标系的一脉,在重庆这座雾霭朦胧的城市下的人物内心写照,才是这类影片关注的主题。


虽然都说着西南官话,但贵州电影,却体现出了与重庆电影完全不同的质感。要说清楚这种不同,我们得先好好解释解释重庆电影的根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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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照重庆》


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,用匪气和江湖气来形容重庆电影和重庆人,这部分和重庆地处西南,人们嗜辣、脾气火爆有关。更往上追溯一点,也和重庆曾经是战时首都、永久陪都的历史也有一定关系。


这个经历过大轰炸的城市,一半儿人的命都是从炮灰里扒拉出来的,那种离死亡只有分秒之差所催生出来的求生欲,是植根在重庆人生命里的;再加上这里战时首都的历史,在最兵荒马乱的年代成为最高的权力中心,所以这座城市和城市人,,就必须带着几分在野的权力感,所谓匪和江湖,是直接和游离在体系之外,又和力量挂钩的两种状态,就源自重庆的这种历史。


又丧又猛的贵州,凭什么成为去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明星?

《疯狂的石头》


贵州则不同,它在抗战历史中没有重庆这样的特殊背景,在地势上也是更为平缓的丘陵,所以虽然说着差不多的方言,但贵州人的骨子里,是没有那种「匪气」的。


最好的例子,就是《无名之辈》里的胡广生和李海根,他们虽然是劫匪,但是身上有半点匪徒的气质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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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我们说的是外化层面的区分,重庆电影和贵州电影的区别,你同样还能在心理层面看到。《三峡好人》《日照重庆》这类电影中,主角总是会去寻找过去、记忆、故人,这类关于找寻的主题,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重庆曾经无法确定自己政治位置的历史经历有关。


而相比之下,贵州则是更加安土重迁的,在贵州电影里,主角们总是没有想过要离开这片土地的人。早一些,2011年的《人山人海》里,要不是因为要给弟弟报仇,铁老大是不愿意离开贵州的;今年的《四个春天》也有很明显的体现,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,都透露出了对贵州这片土地的热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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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麦子的盖头》被采石场牵系着的各色人等,《无名之辈》里想要在小城里为自己多博得一点空间的保安或劫匪,也都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上主人公对这片土地的离不开。


跟重庆电影相比,不管是在影像美学层面,还是在人物气质、命运和故事层面,重庆始终是更注重这个地域的那份「城市性」的。


而贵州电影,则更注重表现这片地域的「乡土性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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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麦子的盖头》


讲到这里,我们多少也能为贵州电影和贵州人总结出一个特点。


首先,他们肯定有「猛」的一面,这多少是西南地区人的一种共性,但这种猛,和重庆的江湖和匪气还不太一样,它更多是一种无规律的、不考虑后果的、缺乏计划的猛。参照胡广生们走到银行门口,却抢回来一堆模型机就知道了。


同样的还有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里的左宏元和罗纮武,一个是被暗杀的黑老大,一个是失败的杀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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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宏元


相比之下,《疯狂的石头》和《火锅英雄》这类犯罪片中的贼,虽然也是笨贼,但至少是有缜密计划的。


而贵州人性格里同样重要的另一面,是丧,这种丧和猛一定程度上矛盾,但也彼此交融,由此才构成了贵州人和贵州电影有别于川南其他地区的特质。


又猛又丧,就是贵州电影的特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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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「丧」这个词,可能有的贵州人会不高兴,也不同意我的说法。


但先别急着反驳,听我慢慢解释。


这个「丧」,在第一个层面,指的是相对于重庆那种猛烈的求生欲,又或者是川军的彪悍之外,贵州人要更加注重眼前的生活一些。


又丧又猛的贵州,凭什么成为去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明星?


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居安不思危,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囿于厨房昼夜与爱。总之,相对于重庆常在犯罪片中出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,贵州电影和电影中的贵州人要更「丧」一些。


它特别能够在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细节里,拍出高电影质感的戏剧冲突。就好像《合群路》里,一张百元大钞,就串起了小餐馆老板、便利店打工妹、理发店小哥、鞭炮店老板各色人等。他们的生活都特别平常,但这张钱制造的悬念,就好像做饭的时候提鲜的那个步骤,把这些生活里的戏剧性都吊了出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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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层面的丧,指的是相比重庆电影,甚至是西北电影中的那些偷到一块昂贵的石头、与偷猎团伙的纠缠这种特别具体的案件相比,贵州电影中的戏剧冲突,相对都要小很多。往前回想一下,2002年陆川的那部《寻枪》,也是发生在贵州的一个找枪的小冲突故事。


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「低配版」的核心事件,不过小不等于弱,它们依旧是可以呈现成强情节的。


像是《无名之辈》里胡广生没有确切方案的「做大做强」,李海根想跟肇红霞回农村盖个大房子,《合群路》里外强中干的职业讨债三人组,这都属于「低配版」的核心事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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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「低配」是从三个层面而言的:


1、人物的身份、背景小。

2、人物的所处的环境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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